第四十九章 朕既要说漂亮话也要做漂亮事（2/5）

他刚登基的时候只是被底下人看作又聋又瞎，不想当了十七年皇帝，最后在大臣们眼中成了一个是非不分的低能儿童。

朱翊钧虽然承认皇帝大多是个聋瞎人，但他也不愿被大臣当作患有认知障碍。

不过从平民的视角来看，崇祯皇帝任由官僚搜刮了巨量白银也还是没为朝廷练出兵来，反倒把天下百姓全部推到了反贼的那一边，确实属于自作自受。

在一个农业社会中，土地和人口是密不可分的两种社会因素。

一般而言，田地负担越重，苛捐杂税越多，田地就越不值钱，放弃田地的流民就越多，粮食就越种越少，饥荒就越来越严重。

倘或再加上封建社会的属性，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还要添上皇帝的好坏和贪官污吏的多少这两条。

换句话说，土地价格可以近似地看作官府对百姓压榨程度的浮标，官府压榨越狠，土地价格越低，流民就越多，反贼的队伍就越壮大。

而经过崇祯皇帝的四次加征辽饷之后，明末的土地在顾炎武的书中是这样的价格，“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

即总共值银七八两的地，朝廷要求收缴的税收就多达十两，将近土地本身价格的一点五倍。

这种情况下，地当然是不能要了，因此明末农民即使是没有遭受灾荒的，遇到这样重的地税，也纷纷弃田而走，成为反贼队伍的一分子。

于是崇祯皇帝的加饷平贼成了一种反向效果，皇帝筹饷的规模和努力越大，百姓迎“贼”就越踊跃，“贼”也就越多。

而百姓投了贼，饷就更没处征了，相当于皇帝一个根本不能实现的空头政策为大明换来了更多的敌人和税基的永久消失。

人逃走了，地也荒了，官吏和军队的数目却越来越大，这就致使地方官更加严厉地催逼那些尚未逃走的农民，把他们也连带着逼跑。

官府的税费一征再征，却仍然严重拖欠军饷。

士兵们被迫卖命打仗，却又缺粮断饷，抢劫起来自然理直气壮，将校们碍于许多把官兵逼反的先例也不敢真管。

于是在大明开国之初让朱元璋洋洋自得的“养兵不费一钱”的百万大军成了横行天下的百万豺狼饿虎，就此产生了一个极为恐怖的恶性循环。

朱翊钧的幸运之处就在于他穿越到了万历前期，而不是崇祯后期。

他坚信只要能将经济上开海，政治上民选这两项政策成功推行下去，一定能打破封建王朝“三百年更替，七百年强盛”的历史规律。

也正因为朱翊钧还有时间和余地，他的“民推吏”政策也跟他在云南的玉米番薯实验田一般，都属于他这个普通人皇帝对于帝国体制的小心试探。

朱翊钧对“民推吏”的预期其实是不怎么高的，他也不指望就这一项政策就能让全大明的男丁都抢着去养马，全大明的流民都抢着去登记户籍。

他只希望这项政策能让大明的马户有一点话语权，能减缓一些马户的负担，能让全天下的流民对朝廷对一点信心，那就足够了。

即使这项政策或许在某一天成为了官僚的另一套官样文章，朱翊钧也觉得百姓能听到皇帝说出这样一番漂亮话，总比甚么都听不到来得好。

无数历史经验证明，漂亮话对安抚人心大有作用。

同样是饿肚子，心里以为饿得对，饿得公道，就可能缩在家里等死，倘或心里以为不公道，就很可能骂一声娘，然后出门成了反贼。

这就像“反贼”李自成变成“闯王”李自成之后，便不再像一开始那样必要大肆抢掠一场，而是改为派“贼”防守，并且严禁劫掠扰民，以笼络民心。

由此可以看出，漂亮话确实可以当枪用，用好用坏且先不论，但终究是一样武器。